我国历史上哲学的重心由本根论向致知论转移中的王阳明心学

   塑造论哲学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历过哲学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移。这种哲学重心的转移是由于哲学追问必然性所面临的难题决定的。在本体论阶段，经历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强相争。经验论与唯理论所暴露出的难题由休谟掲示出来。休谟一方面揭示了演绎的抽象空洞性，另一方面他提出的归纳问题揭示了归纳证明不了必然性。把哲学追问必然性推向山穷水尽地步。康德哲学把本体论为重心阶段推向以认识论为重心阶段。使哲学发展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

    与西方哲学史一样，东方哲学史经历了由本根论向致知论重心转移。這种重心转移所面临的困难同西方哲学十分相似，塑造论哲学把它称之谓见闻诘难或穷理诘难。這就是张载所说的：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间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塑造论哲学指出：這一问，颇有点类似于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王阴明也曾揭示过格物致知的困难。开始他相信朱熹格物致知的说法。一次他与一个朋友以庭院中的竹子作为对象，希望能格出竹子的道理，格了几天，累到了，还是没格出竹子的道理来。后来他被眨到龙场时居默静思，勿然一夜大悟，他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以事物者，误也。对此史称龙场悟道。他还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对此，塑造论哲学指出，這一问颇有问出与归纳问题类似的意思。后来王阳明改信陆九渊，他说，圣人之学，心学也。他发展了心学理论。同西方哲学史一样，如果把见闻诘难或穷理诘难看成東方哲学史上迀到的山穷水尽凝无路，那么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即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王阳明哲学追问重心转向主体心之必然性追问。对此，塑造论哲学对王阳明心学影响了后来哲学方法的走向方面给出了概括性阐述。        

1、王阳明把心所要概括的方面扩充得比以往任何哲学都宽泛、丰富，這说明心之必然性问题上比以前较为全面。王阳明把心之必然性放到了活生生的人身上，并把心看成是由身来支持并主宰、有成于身的。這就是王阳明所说，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

2、王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格心，这在哲学追问心在形而上的方法论方面很有见识。王阳明认为，格物的格意思是指正，格物的物意思应指事。这里对格物作了与以往不同的解释。王阳明强调物即事，要从心上说。王阳明还说，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发处才可着力也。对此，塑造论哲学这样说道，這似乎是涉于对象化问题要找到着手之处或上手之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塑造论哲学看来，作为自然与人相互关系的塑造而言，讲我塑就包含着我的对象性问题。在塑造中，我一定从我中出窍。我塑故我塑之物和我在，我与我之外我塑之物形成对象关系。塑造之物成为哲学追问之着手处或上手之物。王阳明心发处有从我出窍之塑造的意味。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为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对此塑造论哲学指出，王阳明关于心、意、知、物四句话的解释，对于哲学方法很有概括性。
    塑造论哲学还指出，对于心，如果把它当作所追问的带有必然性的心在形而上，那就是濳意识的。意作为心之所发即作为显现潜意识的，那它成为显意识的，意识去意识对象，便是知。而意识到的存在便是物。塑造论哲学还指出，当有意识的主体去意识，作为人们去意识的物及物的发展同时也就把人的意识形式印于其上了。一方面没有物也就无所谓去意识的意识主体，另一方面没有意识也就无所谓被意识的物的客体。

3、王阳明由致良知论知行合一，这为在心与知以及行与形的综合同律中揭示伦理形而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王阳明在知行问题上与朱熹的先知后行不同，他认为知行之体本来如是。他对知行合一作了大量论证，晚年正式提出致良知学说。良知在阳明心学前期，还没有当做最高范畴，经过长期磨难、酝酿和总结，终于把良知这个范畴用来表达他所归结的最高東西。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史称天泉证道的王阳明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塑造论哲学指出，阳明四句教法涉及到本体和功夫這对概念。本体指心之本体，功夫指复其心之本体的具体践履和过程，就是说，在致良知中，良知是发明了的心之本体，致则是达到良知的功夫。這是他关于心之形而上的追求和以前提出的修身功夫的最高概括。
    在以往传统中，往往在解读大学中诸功夫归结为由外到内的认识省察过程，这使王阳明老感到难以让别人把问题理解清楚，所以，他认为应当以新的概念和命题来概括和表达他的功夫学说。于是致良知说应运而生。
    在致良知這一命题中，良知是道、天理、本心。致是扩充之意。扩充良知，就是使良知表现在无限多的具体事物中，这当然要行动，所以致又是行，但比行的内容丰富多了。总之，一个致字统一了功夫的内外两个方面。在王阳明这里，诸功夫关系不再是由外向内的认识省察过程。而是以内为本、以外为末的践履过程。可以看出，致良知完善了对知行合一的论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良知是人之主体本身，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它具有无限创造性，能创造出无限多、无穷变的实现自身的形式。 

王阳明在我国哲学史上由本根论向致知论哲学重山的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人之主体心在形而上作了大量论述，丰富发展了心学。他的不足是最终未能完成作为良知的主体之心的必然性证明。因为这需要解决自我意识的对象化问题。塑造论哲学认为，王阳明在追问心之必然性时，未能把追问者的自我意识放到被追问地位而确定其必然性，使心之必然性成为可怀疑的。由于离开了主体意识的必然性确证，王阳明心学在面对如何做到知行合一时，变得十分随意。虽然提出致良知，但他致良知的诀窍是尔那一点良知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而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这个诀窍，实际上是使人观物应物时主体一无所执。主体本身就是良知，就是准则。观物应物时只是凭主体当下自然触发的一念，在这一念中我心中体会到是是便是是，我心体会到是非便是非。以致发展到饥来吃饭倦来眠也是致良知，甚至学生王公弼违逆父兄之命也是致良知。這与禅宗把驴鳴狗叫拉屎撒尿，打架斗殴也视为佛性的形式，没什么两样。

王阳明心学的缺陷使哲学发展面临新的困境，践行论哲学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王阳明心学对日本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及众多心学家的心学理论，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卓越与精妙，同时，也对世界理性思维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