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论哲学社会学关于习性理论与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潘立玉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之际，我们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概括出了共产党人的的精神谱系。塑造论哲学社会学关于习性的理论为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理论论证，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精神内函和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有着积极意义。
一、塑造论哲学社会学关于习性的论证。
1、在西方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有过大量关于习性的论述。西方学者文献中所说的习性，往往涉及若干个词，其中一些最基本的词，中文有时对之译为“惯习”、“习惯”。亚里士多德指出“习性”与人的行为直接相关。康德指出“习性是一种身体内部的被迫性，使人以同一的方式进行”。在穆勒那里，习性常常等同于那些与习俗观念相联系的重复形式。，劳埃德．摩根把习界定义为，多多少少是既定的程序或行为模式：它通过重复由个体获得，已经成为贯例。在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有大量关于习性的论述，有关“习性”概念与发生的内在联系，成为了解胡塞尔从“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推进的逻辑关键。
2、在我国思想史上也有关于习性的种种解釋。在塑造论哲学看来，由中文语境来解析“习性”概念，使其概念具有了塑造论哲学社会学哲学论证的特质。
在我国，关于“习性”中的习（習），在象形文字中是从鸟飞的象形中演变过来的。“说文”对习（習）的解意是“数飞也、鸟肄飞也”，意指鸟反复行为、行貌。鸟“数飞则气，急见于口鼻，故从白”。使习带上行为意义，这才有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呼”。习还有“学也”、“晓也”、“染也”、“训练也”、“积也”、修营也、调节也、重也（与叠通）。还有“凡为习惯所使然而不易改变者亦曰习”。因此，习字联上了“习惯”，习字联上了“性”。还有“习与性成”。
关于习性中的“性”，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强调“人之天赋”。“天命之谓性”，还有性善性恶之辯。有“性，生而然者也”，有“性命”、男性女性，相关的有“性情”。还有“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等。
塑造论哲学创立者在大量阅读和研究了東西方思想史上众多思想家关于习性的论述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习性”的见解。
塑造论哲学关于习性的论证，指出“重要的在于，当就社会潜意识与社会显意识联系而言，内在着性（人性、社会性），形成习性中内在矛盾的反思性。这带反思性的内在矛盾在于：在人的动物性与人的社会性双重作用前提下，进而形成个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表现为社会的‘我’、‘汝’、‘他’中的‘自我’与‘他我’的矛盾关系，这体现于‘公’与‘私’矛盾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综合起来成为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矛盾。当然，应当讲，论及个人的社会化，还应讲到社会的社会化问题，人和社会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化，真正人的社会才算开始了”。註：（塑造论哲学之社会学哲学论证）上第403页。
塑造论哲学还认为，真正意义的人，不只是“生物人”，更是“社会人”，是一个有个性的社会人。由生物人或作为生物的个体人真正成为社会人，有个“社会化”过程。人要形成社会属性，就要通过社会化来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
个性化与社会化是习性内在的根本矛盾，习性体现着个性化，而个性化的习性又实现着社会化。人的习性的形成过程正是个体性社会化的实践生成过程。同时，习性在自身确立与社会确立中，即在个性化社会化中形成“社会习性场”，这样“社会习性场”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的整体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与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所有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当一个共产党员肩负着这样个的历史使命时，正如塑造论社会学理论所指出的总是“形成个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表现为社会的‘我’、‘汝’、‘他’中的‘自我’与‘他我’的矛盾关系，这体现于‘公’与‘私’矛盾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综合起来成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矛盾。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只有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所展现出来的正是他们不管迂到什么艰难险阻，只要为了人民利益，就会毫不犹豫贡献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一切，这应该成为一种共产党人习性的自觉。
2、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党性的习性自觉是在连续不断的个性化社会化运动过程中形成的。
从红船精神到井冈山精神到延安精神到西北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再到今天脱贫攻坚精神，经过百年励程，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集中体现共产党人的坚持党性原则已成为一种习性自觉。
共产党人的精神是党性的个性化社会化运动过程的必然结果，是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形成的伟大精神力量。
党性的个性化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为党的事业的奋斗中所表现出来自己的特点，这是由于每个共产党员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时还由于每个共产党员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以及工作条件、环境、任务等不同，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录、王进玺等他们同是优秀共产党员，但又各自有自己的英雄特色。也正是他们英雄业绩，丰富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党性的社会化是指党性原则普遍化，通过这种社会化使贯彻和实施党性原则成为所有共产员的自觉行动。同时，党性的社会化也是共产党员的优秀的个性品质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使共产党员的优秀个性品质成为榜样力量，深刻的影响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推动优秀个性品质扩大与普及。
总之，共产党人的精神普系，既体现共产党人的个性，也体现共产党人的社会性，在社会化中实现二者的统一，实现着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与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统一，最终达到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
3、共产党人的精神普系形成着超越个体的整体力量的“社会习性场”。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社会习性场”形成超越个体的整体力量而发揮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力量。如果说“红船精神”是党性“社会习性场”的源头，这是一种普照之光。那么后来的井岗山精神、西北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党性社会化区域习性场，正是这种
三、习性的作用
1、习性规定贯穿着通用的和统一的实践生成原则。习性在生成实践中被施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和情景，形成倾向性系统。个体性使行为者所有的行为或实践具有风格上的类似性，阶级或群体习性则在一个集体层面上使同一阶级或群体的社会成员的行为和实践具有类似性。显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习性定能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员在行为和实践中凝聚为统一整体。
当前，我们党正面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只要我们努力学习、实践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精神，发掦党的优良传统，就一定凝聚起全民族的伟大力量，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任务。
2、习性在发挥其统撮作用时，成为身体化的社会结构以及身体反应的社会必然性。习性作为身体化习惯以一种稳定而直接的方式影响人的言语举止以及相应的感知和思维。身体在此不仅是作为习性的一种载体，而本身就是习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结构的直接产物和生产者，因此习性并非只是社会行为者的心智结构，而同时又是身体化的结构，使身体结构成为社会化了的结构。
共产党人的精神普系透视出来的是一种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人民而忘我的精神，是一种“无我而后大”的自我超越精神。因此，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使共产党员的身体结构成为社会化了的结构，为党奋斗作为习性而成为身体化了的自觉行为。回顾党的历史，开始处于劣势的“红軍”、“八路軍”、“解放军”、抗美援朝“志愿軍”为什么最后能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就是由于在党领导下，广大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把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宝贵的献身精神。把自己与革命事业完全融为一体。
当前抗役斗争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果，最重要的就是由于党中央、习总书记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突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总诣。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才有了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的正确决策部署、广大医务工作者勇站在抗役第一线，广大共产党员、人民群众积极投人和支持，全国上下团结奋斗，才有今天抗役工作的好形势。
3、习性形成习性场。社会习性场形成一种超越个体的整体力量。塑造论哲学社会学认为，习性和场域成为现实的两种形式：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一是存在于事物中，一是存在于头脑中，一是存在于域中，一是存在于习性里，一是存在于行为者之内，一是存在于行为者之外。习性和场域中，一方面习性形成于特定场域中，场域塑造习性，另一方面习性把场构建成一个充满意义的存在，一个被赋予价值、值得行为者去投入的存在。
共产党人的精神普系是无数共产党人、革命者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这种精神普系所形成的习性场，是一个值得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人民彻底解放去英勇奋斗的价值世界。这个价值场蕴藏强大力量，是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