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论哲学与中医学

                    潘立玉

最近以来，围绕哲学与医学理论，重读了张全新塑造论哲学，同时对东西方医学的各自发展走向作了比较，深深感到由于东西方哲学不同的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医学的发展，使东西方医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走向。

    塑造论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是“是”与在的哲学 ，西方哲学在其发端的初始阶段主要体现把行为（处理）系统的语言（符号）之镜中的自然事物，当作首先的哲学思考对象，主要从自然看过去，所以西方哲学一开始多表现为对于构成制造物或万物的本源之追求。比如泰利士的水，赫拉利特的火，德谟克里特的原子等。关于世界本源的学说中所说的世界本源，就是指构成世界的始基。可见，西方哲学在对世界本源的追问中实际上是把一种具体东西作为万物之始基。从而使西方哲学形成了追问物的构成或者追问构成物的最小微粒的哲学传统。

    西方的哲学传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医学的发展走向，使其无论在人体这一生物体的研究、人体发生疾病的原因与医治诊原则还是人体健康的生存方式都围绕着人体的物质构成而展开。

塑造论哲学认为，东方哲学是“诚”与“成”的哲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关于世界基质本源的见解与西方不同，一开始就十分薄弱。中国哲学开始时，首先面对的是事的有成，往往把体现于符号（语言）的处理（行为）之镜中的社会人事当作首当哲学思考对象。中国古代思想家也谈到金、木、水、火、土五材，后来被叫做五行，这里似乎也谈世界的本源问题。但与西方的见解不同，这里主要是从“人事”出发来探讨根本。比如，在人们经常引用《国语》中记载的周幽王的太史伯讲到的金、木、水、火、土，与其说是论物质的构成，不如说是以此为依托来论述万物的和谐，所以这里注意的不是基质结构而是基质的功能。而且主要不是从自然世界的角度看过云，而是从人事世界看过去。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被称为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已失掉了其物质基质材料形态的意义，而具有了系统中某种功能的意义。这一点，在中医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西方哲学的“是”在与中国哲学的“诚”“成”相比较，“诚”“成”的功能意义更能突现出来。与西方哲学影响了西方医学的发展方向一样。中国哲学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方向。中国医学与西方医学相比，是偏重于揭示人体功能的医学。这一点在中医理论的脏腑理论表现的尤为突出，五脏并非偏重解剖学上的五脏，而偏重的是功能上的五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医学是围绕人体的整体功能展开其理论体系的。

中医学理论与西方医学理论相比较呈现出如下特征。

1、以整体功能符号性表述为特征的中医理论。

哲学史上曾有一个被萨多斯基提出的“整体性悖论”：把给定系统描述为某种整体的任务，只有在解决了把该系统以“整体的方式”化分为部分的任务之后才能解决，而以“整体性方式”把该系统化分为部分的任务只有解决了该系统某种整体性任务后才能解决，这个悖论告诉人们，把握整体无论从部分着手还是从整体着手都会陷入相悖的矛盾之中。

中医学在建构整体性功能理论中，没有陷入整体性悖论矛盾中。显示了中国医学特有的思维智慧。中医把人体整体的描述首先用相成相克的阴阳来概括。接着由阴阳两极生成金、木、水、火、土“五行”，再延伸到五味、五音、五色及风寒燥湿热五种致病因素等。再由经络、气血交会贯通，形成了一个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正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的：“大自然中万物遵循着五行的生克变化、才化育了万紫千红的生命世界。人类禀受了五行的常规运动，才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脏腑器官系统，经络和俞穴间，有阴阳气血的融汇贯通，其间玄妙隐微深奥精细的变化，实在难以穷尽”。

中医理论的符号化表达与周易由阴阳鱼延伸的八卦到六十四卦极为一致，周易通过符号的表达揭示出丰富复杂的可能世界。中医理论的符号化表达揭示人体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出现的众多可能性，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医学领域的各种复杂情况提供了思想武器。

2以直觉顿悟为特征的疾病诊断

在王洪图主编的中医学高级从书《内经》中指出：《内经》的逻辑思维方法，王众认为还有神与悟的方法，相当于顿悟的逻辑思维形式。“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说的“慧然独悟”就是这种逻辑方法。从表面上看悟似乎是头脑里突然冒出关的，没有归纳推理的逻辑思维过程，实际上却是经过长期苦心思索，达到神会的程度，思维内容高度浓缩，然后借某些诱发因素，以跳跃式的分析、综合形式取得顿然悟通的结论，有的医著还以“心法”“心悟”命名此种思维形态。

哲学史上也有许多哲学家谈到直觉思维，也曾出现过直觉主义哲学。爱因斯坦指出，“真正可贵的因素是直觉”。贝费里奇在他的《科学研究艺术》一书中，也曾这样描述过直觉思维 ：直觉一词有几种略为不同的用法，所以一开始就必须指出，直觉用在这里的是对一种突如其来的顿悟或理解，也就是人们不自觉的想着某一题目，虽不一定，但却常常跃入意识的一种使问题得至澄清的思想。

中医学独特的诊断理论，突出的表现了中医关于直觉与顿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对人体疾病的诊断不用仪器设备，而是充分利用人体的感官功能，以望、闻、问、切四诊，全面获取疾病的症状与体征，对病做准确的判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以上便包括了望、闻、问、切等四诊内容。比如望诊：通过望神，望色，望形态，望舌就可对各种疾病作出准确的判论。又如切诊，切诊被中医认为是种最具神秘面纱，最难把握的内容，但一个好的中医通过切诊会对各种疾病特别是些疑难杂症作出准确判断。

哲学家胡寒尔提出了他的现象学方法，他认为发现本质的方法不能以任何假设为前提，不应该是经验的方法，而应该是凭直觉在现象中直接发现的方法，因而，胡寒尔提出了“本质的看”，他认为直觉就是看，他说的看就是看本质。他还说本质是纯粹的和一般的现象，纯粹的意味着最初的，直接给予的，一般的意味着非具体的，摆脱了感性内容的。中医学的诊断方法与胡寒尔的本质的看的现象等方法相类似。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人类的思维过程达到的直觉与顿悟是一种很高的思维境界，张全新《塑造论哲学导引》一书中有一章专题论述“灵感”、“直觉与顿悟”，其中列举了大量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关于直觉与顿悟的论述指出：直觉顿悟或者总的说灵感，在哲学追问形而上的过程中对之回避不掉的，人们往往把那些在意识中出现，但又不能在理性思考、经验感知中说明其来由，归之于直觉顿悟以及灵感。”“直觉标志着客体经由人的行为语言或劳动工具向主体内化，这是直觉心在形而上的过程。顿悟标志着主体经由人的行为语言或劳动工具向客体外化，这是顿悟存在形而上的过程。（《塑造论哲学导引》第946-947页），这充分说明思维中的直觉顿悟或总的说灵感，是在人与自然长期相互塑造过程中形成的，人在长期反复学习实践过程中，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达到的，这象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王羲之酒醒后发觉自己竟写得这般精彩，甚感意外之余，又连续写了许多遍，结果没有一幅使他满意的情形一样。

在中医学历史上或现实中，我们发现有许多这样有着直觉、顿悟或者说灵感这种高超医学思维特征的中医。这看起来好象是种偶然现象，实际上长期努力甚至通过终生的勤奋努力所达到的必然性境界。这正如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集中谈到的，我的宗族素来人很多，曾经有过二百多人，建安元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病的又占去了十分之七。我感慨宗族由从前的人丁兴旺走向衰落，哀伤枉死和早亡的亲人不能得到挽救，于是就勤奋的研究前人的遗训，广泛地收集当代众多医家的方药。参考了《素向》《灵枢》《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和《平脉辩证》等著作，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方大医习业》中开明宗义，要求为医者不仅熟悉医学知识，还要认真学习周易、老庄、三史经。

3、以整体功能平衡为特征的疾病治疗

中医疾病治疗观是整体功能平衡调整。

首先是阴阳平衡。王洪园主编的中医药学高级丛书《内经》中指出：“在疾病观基础上，中医学提出“证”这一诊断概论，并作为治疗对象，是对疾病过程中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功能失调病候本质的概括”。《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中指出：“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素问至真要大论》也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一对形而上程度很高的概念。在中医中阴阳是对中医学整个理论系统领域最具一般性的概括。在中医看来，“一阴一阳为之道”，“偏阴偏阳为之疾”。泻实补虚，调整阴阳达到阴阳平衡是中医治疗观的基本原则。所以，阴阳是中医疾病治疗观的基本原则。

其次是构成人体各部分功能之间的平衡，例如五腑之间的功能功协调，心与肺，心与脾、肝与胆，肝与肾，脾与肾，肺与肾，肾与膀胱等之间的功能平衡。还有气血津液等之间的功能平衡及上述各部分的综合功能平衡等。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偏差，出现不平衡，人就会出现疾病，经过医疗协调，达到相互平衡就会回到健康状态。

再次医治疾病的药方，要服从于人体功能平衡。中医药上千种中草药来自自然界，其中大部直接取之即用，有的需进行炮制。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合一观，中医药的医疗指向就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平衡。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充分体现着药性功能。中药方剂的君、臣、佐、使的药物组合组成了一个重点突出、作用全面、充分利用药物间相互促进协调一致的等级关系，实现功能平衡，增强疗效，减少偏弊，最大限度发挥其治疗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