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雷与救星

       1941 年 6 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小礼堂里正在召开征粮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各县县长。

       会议正进行时，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闪电在空中猛烈而急促地划过之后，惊雷便像重磅炸弹一样“轰隆隆”在天空炸响。不等这雷声消失，余音尚在耳际回荡，另一个闪电又在空中骤然显现，紧接着第二个惊天动地的雷声又爆炸开来，好似天空要被这雷声戳破一样。雷声过后，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就在这一声巨响之后，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在一瞬间被拦腰劈断，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红色的火球以人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冲进了会议室，并在刹那间引起了冲天的大火。

       坐在柱子周围的几位县长来不及反应，瞬间便被雷电击倒，大火骤然扑到他们身上。人们在惊慌中急忙自救，有人躺在地上开始打滚，有人抱着头蹲在地上，

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在雷电击中木柱时当即身亡。

       这件事传出去后，在延安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老百姓议论纷纷。

       过了几天，正好是延安的集日。一位 50 开外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赶集。他将毛驴拴在木桩上，便去置办东西。

       突然，闪电像火龙似地从天而降，紧接着雷声大作，击中了老乡拴在木桩上的毛驴，毛驴顷刻毙命。

       老乡心中又恼火又心疼，一边哭一边数落：“老天爷真是瞎了眼，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今天，又打死我的宝贝驴子······”

       这句话好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城。消息传到了边区保安处以后，骂毛泽东的安塞老乡被抓了起来。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命令保安处负责人到他窑洞里谈话。

       毛泽东问：“你们为什么要拘留那位老乡呢？”

       保安处的同志说：“这位老乡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骂您。这是一桩严重的政治事件，所以应该拘留审讯他。”

       “哈哈······”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呦！”

       “不，您是人民领袖，骂您，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保安处的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保安处同志的跟前，一只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用慈祥的目光看着他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吗？”

       保安处的同志眨着眼睛，胸有成竹地说：“因为我们为他们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轻轻地点点头，“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所以，如果我们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你说对吗？”

       保安处的同志连忙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在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保安处的同志噘着嘴不再吱声。

       毛泽东又说：“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帮我了解一下，看他对我究竟有什么意见，行吗？”

       保安处立即下去调查。之后，他们知道是因为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百姓们都感觉负担沉重，因此，有老乡便借“雷电”事件发泄不满。

       无独有偶。清涧县有一位农妇，她丈夫也被雷电打死了，本来她就对公粮负担过重不满，加上伤心不已，便把悲愤转移到对现实的攻击上来，大骂共产党“太

黑暗”“官僚横行”。

       毛泽东了解后，叫人把农妇接来，亲自做工作，解开了她心中的疙瘩，并指示“清涧的公粮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用国民党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办法！还有，社会调查部要对这次随便捕人甚至枉杀无辜的错误做法做出深刻反省。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定要撤换下来。”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1941 年边区要老百姓出 20 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

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 1921 年共产党产生，到 1942 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经过认真反思，毛泽东决定不但减少当年公粮征收任务，而且认识到，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要解决边区政府在财政经济上的日益困难，就必须自己动手，生产自救。

       毛泽东没有因为这个农民希望雷击他，就把这个人给判刑了，也没有把他抓起来教育一下，关几天，或者打一顿。而是以此为反省，认识到了人民存在不满的原因，并促成政府修改政策，开展大生产自救运动。后来有统计资料显示，边区农民所交公粮，从 1941 年占总收获量的 13.58%，迅速降至 1943 年的不足 9%。

（董程英：引自《中华魂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