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发端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后来又出现了法律至上、权利有限民主制，再后来资本主义催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不可否认，西方民主制度曾在战胜西方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至于在中国，“言必称希腊”者有之，对代议制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民主宪政情有独钟者有之，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者有之，为西方普世价值所迷惑者有之，把自己打扮成西方民主斗士者有之，由此他们这些人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

他们卑躬屈膝，把西方民主当成“灵丹妙药”和“天降圣物”来顶礼膜拜，而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理念。他们是以追逐国外奖项为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而不惜出卖灵魂的这样一股文人黑恶势力。他们天良丧尽，只担心崇洋媚外的去路被阻挡，却从不担心被骂作汉奸。他们妄自菲薄，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而反对中国民主制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他们有的如愿以偿拿到了西方这样或那样的奖赏，有的甚至还拿到了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造成了“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乱象，造成了文化苍蝇乱飞的现象。他们的这种对西方民主理论、民主制度尤其是反映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制度所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如果听任这种教条主义的滋生蔓延、自由泛滥，政治后果将十分严重。尤为不幸的是，这种教条主义反映到了党内，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有不少人受了他们的蛊惑和西方民主思潮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民主的错误思想，更有甚者陷入这种错误思想的泥潭不能自拔，成为党内的“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

 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真正的共产人则受到了压制，受到了打击，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好象犯了什么弥天大罪，终日抬不起头来。即便如此，这些英勇坚定、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正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同党内外“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所进行的坚决、彻底、顽强的不屈不挠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是扎下根的；因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是取得重大成功和巨大成就的，这将成为我们破除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的基本条件。

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迷信西方民主是由历史形成的。“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陷于半殖民地的境地，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封建落后愚昧成为顽疾。“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不清除贾桂思想，不反对奴隶主义，不清算“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的滔天罪行，不解除党内“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的领导职务，西方民主思潮就要泛滥成灾，奴隶主义就要大行其道，教条主义者就要兴风作浪，我们在外国人面前就将永远抬不起头来，就将永远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谈不上成为经济上、文化上的强国了。

  毫无疑问，我们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应当具有世界历史的战略眼光，应当具有胸怀世界的战略格局，应当学习运用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中国人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与高度的政治觉悟，并不拒绝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不拒绝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绝不听任西方民主思潮的泛滥与危害，绝不任由“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者”的胡作非为。要解决和处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我们必须在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教训，做出合乎中国实际的创造，从根本上破除迷信西方民主的教条主义。